1941年3月14日凌晨,安徽泾县蜜蜂洞美股交易服务网站,寒雨还没停。
副官刘厚总悄悄摸出枪,对准了熟睡中的项英,扣动了扳机。

这个从武汉纺织厂走出来的工人,跟着中国革命滚了二十年,没死在军阀的刺刀下,没死在三年游击战的深山里,却倒在了叛徒的枪口下,年仅43岁。
纺织厂走出来的人
项英这辈子,开局很烂。
1898年,他生在武昌一个穷职员家里。父亲死得早,12岁那年,他就辍学了。15岁进纺织厂当学徒,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生涯。工厂是什么地方?每天干十几个小时,工钱被克扣,工头随时可以打人,稍有不满就卷铺盖走人,没有任何保障可言。
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,这是那个年代里所有工人的命。
项英在工厂里泡了将近十年。 他不是没有脑子的人,他看得出这套东西哪里有问题,也知道光靠一个人扛是没有用的。直到五四运动席卷武汉,董必武、陈潭秋带来了马克思主义,他才算真正找到了答案。

1920年,22岁的项英在武汉组织了第一次纺织工人罢工,赢了。 这次胜利的影响远比一场罢工本身要大——它让项英在武汉工人圈子里站稳了脚跟,让那些原本一盘散沙的工友们看到,团结起来是真的有用的。
1922年,他入党。 随后被派到沪西纱厂开展工作。他没有搞什么"高大上"的动员,就是跟工人一起干活、一起吃饭,下班后还要在夜校给大家讲课,把一群互相不信任的人,硬生生拧成一条绳。
真正把项英推上历史舞台的,是1923年那场京汉铁路大罢工。
那一年2月1日,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。军阀吴佩孚当场下令封会场、禁工会。工人们被激怒了,总工会决定2月4日全线总罢工,项英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。
2万多名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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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佩孚调来军队,挨个车站威逼工人复工。压到江岸站,军警直接把项英扣押,用枪顶着他的脑袋,逼他下令复工。
项英没有低头。 他面对枪口,拒绝下令。工人们闻讯赶来,把军警包围,才把他救了出来。
2月7日,吴佩孚撕破脸,开枪镇压,酿成震惊中国的"二七"惨案。林祥谦、施洋壮烈牺牲,死者40余人,伤者数百人,被开除或流亡者达数千人。项英靠工人掩护,才勉强脱身,随后被军阀悬赏通缉,转入地下工作。
这就是他的起点。 不是学院里走出来的革命者,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分子,是从工厂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,知道底层是什么滋味,也知道怎么跟底层的人说话。

从中共二大到六大,项英连续当选中央委员,后又进入政治局常委,成为党早期最核心的工运领导人之一。他的历任职务排出来是一长串: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、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、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、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……每一个职务背后,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。
主力走了,他留下来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,主力从江西出发,向西突围。
走之前,有个任务要交代出去——有人得留下来,掩护主力撤退,牵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。
这个任务落在了项英身上。
任务书里写的是:留守中央苏区,坚持斗争,保卫苏区。但大家心里都明白,这几乎是一张死亡通知书。

主力一走,敌人的重兵必然回头来清剿。留下来的,是一个师加上几个团,再加上大量的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,总共不到两万战斗人员,分散在8省14个地区。
国民党那边有多少人?几十万。
项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一开始,他按照中央的命令,组织部队正面抵抗。结果证明,这条路走不通——敌强我弱,大兵团硬碰硬是送死。最惨的时候,一场仗打下来,半个师的战士倒在血泊里。
陈毅跟他讲了很多次,要化整为零,分散游击,保存力量。 项英终于接受了这个判断,把部队拆散,往各个山区里钻。
从1934年秋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,整整三年。

这三年有多苦,外人很难想象。没有粮食就吃野菜、啃树皮;冬天没有棉衣,就裹着茅草御寒;国民党的搜山队三天两头来围剿,有时候一天要转移好几次营地。蒋介石开出五万大洋的赏格,要项英的人头。
叛徒也出现了。1935年10月,曾经的红军将领龚楚叛变,被任命为"剿共游击司令",专门带着人去诱捕项英、陈毅。项英靠着情报和机警,一次次化险为夷。
三年里,南方15个游击区的革命力量没有被彻底打灭,最终保存下来的骨干,后来全都成了新四军的底子。
1937年12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通过决议,高度肯定了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的坚持,号召全党学习他们"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"。
这个评价,是党用文件形式盖章认定的,不是后人的追溯。

当然,公平地说,三年游击战争期间,项英在转变战略上有过迟疑。早期坚持大兵团作战、损失惨重这段历史,部分研究者认为责任不能全压在项英一人身上,中央的指令本身也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。但最终能在极端困境下撑下来,项英是那根柱子。
三个月,拉起一支军队
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,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。南方的游击队要整编,要变成正规军,要打日本。这件事落在项英头上。
他下山,把分散在湘、赣、闽、浙、鄂、皖、粤8省的游击队员一个个集中起来。这些人里头,有在深山里藏了三年的老兵,有刚加入的新兵,有不同派系的地方武装,彼此之间不一定信任,战斗风格也各有一套,整合起来绝非易事。

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拍板,到新四军组建完成,项英只用了三个月。
这个速度,放在今天都是奇迹,何况是在战乱年代、物资匮乏、敌我形势复杂的条件下。
新四军建起来之后,项英带着部队挺进华中,执行"向南巩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"的方针,先后设立了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。根据地一块一块建起来,部队从最初的1万多人,扩张到近9万人。
到皖南事变前,新四军已经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,毙伤俘敌超过5.5万人。 抗日根据地面积达4.4万平方公里,覆盖人口约1400万。
美国记者史沫莱当时在华采访,见过不少中国军队,她对新四军的评价是:"项英也曾是负责把新四军组织和训练成为敌后最有效、最文明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之一。"她称项英是"铁人"。

这个"铁"字怎么来的?项英从不搞特殊。 和战士穿一样的粗布军装,吃一样的粗粮,个人津贴每月只领5块大洋,跟普通支队长一个标准。他本人到1940年底才结婚,十几天后,皖南事变就爆发了。
他极度重视干部建设。 自己动手写政治教材,亲自给政工干部授课,推广十条优良传统,整顿山头主义和游击习气。这些工作,当时看起来是"软的",后来事实证明是新四军战斗力的根基。

当然,这段历史也有另一面要讲。项英和军长叶挺之间,矛盾不小。 他在执行中央的战略指令上,出现过摇摆——有时候跟国民党的沟通过于主动,有时候又过于强调皖南的"特殊性",不积极向敌后发展,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批评。
这些问题,在皖南事变前已经积累得够多了。

皖南事变:那七天七夜
元股证券:ygzq.hk1940年下半年,国共关系急剧恶化。10月19日,蒋介石指使何应钦、白崇禧发出"皓电",限令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。 这道命令的言外之意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——国民党在找理由动手。
12月9日,蒋介石集团秘密下达命令:解决江南新四军。
这一切,项英没有充分估计到。
中共中央一再催促皖南部队北移,毛泽东从1940年1月起就多次发电,要项英把主要力量移到江北。但项英迟迟未动,反复权衡,一拖再拖。这个犹豫,最终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1940年12月28日,项英主持军分会扩大会议,决定从南线绕道北移,走茂林、星潭、旌德、郎溪一线。这条路,要穿过国民党第52师和108师的防区。

1941年1月4日,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冒雨出发。 1月5日在茂林休整一天。1月6日拂晓,侦察连在丕岭与国民党军遭遇,打响了前哨战。
到这时候,包围圈其实已经合拢了。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了九个师一个旅,约九万人,把这支九千人的部队团团围住。
1月7日,三路人马准备合攻星潭,冲破包围,却遭到了国军52师、40师的迎头阻击。 项英在指挥上出现了动摇,没能在最关键的时机集中兵力强行突围,错失了突破口。
就这样,九千人陷入重围,打了整整七天七夜。
弹药越打越少,粮食越来越紧,伤亡在持续扩大。1月13日夜,实在撑不住了,部队不得不撤出阵地,化整为零,各自突围。

结果是:两千余人伤亡,四千余人被俘。最终只有约两千人突出重围。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,被扣押。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。
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,辗转躲入皖南山区。
1月14日,项英成功突围,带着几个人藏进深山。接下来的两个月,他们在山洞里东躲西藏,等待机会。
等来的,是死亡。
3月12日,项英与周子昆等人转移到泾县东南的蜜蜂洞隐蔽。3月14日凌晨,随行副官刘厚总举枪,把沉睡中的项英和周子昆一一击毙,随后携带金钱叛逃。

刘厚总随后携带金钱叛逃,其动机至今仍有争议,但背叛本身是不争的事实。一颗子弹,结束了这位革命元勋的一生。
皖南事变之后,中共中央重新宣布项英受到批评,指其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、处置失当,对皖南部队的惨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。这个评价是明确的,不存在争议。
但同样需要说清楚的是:皖南事变的根本责任在国民党顽固派。他们蓄意谋划,从江苏、浙江、江西调兵,把对日防线刻意减弱,集中九万人来围歼九千人。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,是皖南事变悲剧的起点,也是主因。项英的失误,是在这个前提下放大了损失,而不是制造了这场事变本身。
1955年6月,在参与掩埋遗骸的同志帮助下,项英、周子昆的遗骨由南京军区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皖南事变三烈士墓,与牺牲的袁国平长眠在一起。

功过写在史书里
1998年,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,对项英的一生作出正式评价:
"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,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,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,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。"
2018年,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文,再次系统梳理项英在工人运动、苏区建设、南方游击战争、新四军建设四个历史阶段的贡献,重申上述定论。
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革命者。他在皖南事变前犹豫过,在关键时刻慢了,在指挥上失误了,他为此付出了生命,也给战友们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。 这些,一字一句都记在历史档案里,谁也没有抹掉。

但他同样是那个在军阀枪口下拒绝低头的罢工委员总干事,是那个在南方深山里撑了三年、把革命火种护到抗战爆发的留守者,是那个用三个月时间在战乱中拉起一支军队的新四军创建人。
这两个项英,是同一个人。
历史从来不喜欢简单化。一个人的价值,不该只由他最后的失败来定义,更不该因为某一次失误,就把他之前二十年的奋斗全部抹掉。
项英的功过,早已写进了百年党史的长卷里。
安徽泾县皖南事变烈士陵园里,项英的铜像立在苍松翠柏之间。
他望着远处的山,一如他当年在赣南深山里、在华中战场上,始终朝着某个方向看过去。

那个方向美股交易服务网站,叫做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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